本文首先梳理了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基本内容，尤其是守法机制及相关的争议。
举例来说，当下中国早就超越了张之洞时代，纲常名教之教也早已随清帝国的崩塌而灰飞烟灭。张之洞当即接受了这个建议，决定撰写《劝学篇》，提出不同于康有为的改革方案进行反击。
张之洞和他的手下获知孙家鼐的用意之后与之默契配合，拟定了把《时务报》改为《昌言报》，只把原《时务报》的空壳让给康有为的方案。[61]参见张之洞：《刘制台来电》，载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十册），第8535页。而且，张之洞与曾国藩、李鸿章相比有一个显著特点，他的兴趣不仅仅限于物质实力的增强，而且始终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关注、掌握舆论和意识形态，既想作为地方官员的表率，又想成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和领袖。[8]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源。[48]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张之洞身在湖北却心系国家命运，在全国各地布设眼线，收集各类情报。
作为正当性依据的理由之所以有价值，是因为它带有共识性，是能够摆在桌面上，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套说辞。与此同时，一些详细介绍它和对它进行理性评论的文章，也相继在外国的杂志上发表了。当然，机遇也是个重要因素。
他为统治者提供改革性意见从来都是从接受的可能性出发的，过了头他会认为是冒犯，担心引起猜忌。官制改革分中央与地方两个部分。其次是这个秩序结构的基本面，即乡绅或商绅，那些有传统科举功名又没有取得官职和权力的文化阶层。而从这次有关官制改革的安排上，已经能够看出二人的轻重。
事实上，康有为的激进主义并未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同，但他们仍一意孤行。但那场战争以及欧洲列强所带来的其他问题的持续不断的压力，迫使中国走上了进步之路。
（参见张之洞：《致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》，载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十一册），第9557页。获取利益是人的最重要的行为动机，也是真正的行动逻辑。张之洞听到这个消息，兴奋地说，这次的胜利全仰仗瞿鸿禨，其功劳有利于国家社稷。袁世凯热心责任内阁制，因为责任内阁是属于他的。
[62]张之洞：《致江宁刘制台、广州陶制台德抚台、济南袁抚台、安庆王抚台、苏州聂抚台、杭州余抚台、上海盛大臣》，载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十册），第8540页。号又称别号，有自取和赠与两种，前者称自号，赠与的称尊号或雅号，主要用于对被赠与者的褒奖，也带有恭维的意思。国势日强，儒效日章，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，听其自然可也，何能为害？（冯天瑜、肖川评注：《劝学篇·劝学篇书后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16页。所以，他向其最信任的人发牢骚也就好理解了：弟识短才疏，岂知大计？昨会岘帅复奏变法三折一片，大率皆书生文章，俗吏经济，作按部就班之事，期铢积寸累之功，了无惊人之谈，亦无难行之事。
此人是皇帝身边的重臣，在政治和学术上与康有为分属不同派系，对其激进主义的改革主张也极其不满。这在官僚阶层中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
官派如故，兵派如故，秀才派如故，书吏派如故，穷益加穷，弱亦加弱，饷竭营裁则兵愈少，债重征苛则民愈怨，游勇、叛民、会匪、康党合而为一，中国断不能支矣。他从来自天津的情报获知，此项主张是上层个别人的主意，目的是为了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，以此把司法权向中央集中，而且袁世凯这位新崛起的政治新人对此也表示反对。
无论他怎么看待自己，两位最高统治者对此是清楚的。其情报人员的构成相当广泛，几乎囊括了他所有的社会关系，包括亲属、幕僚、师友、门生、属下以及熟人和仰慕者等等。知道他不愿干，又想让他试试。它延续的是《劝学篇》的思路，在中西之间采取折中主义路线，既要学习西方，又要顾及中国的风土。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康有为激进主义的行动逻辑，也多少预示了他们的结局。无论清政府有多少不情愿，改革是唯一出路。
同样都看好张之洞，他们与那位建议者之间显然有着不同的行动逻辑。有的研究者认为，张之洞的这次进退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政治走向。
思想者的表达直截了当，无须转弯抹角，以思想本其所是的样态呈现出来。思想可以珍藏起来，行动不可有半点鲁莽。
然而，他对建议人和朝廷的真实意图仍是一头雾水，是杨锐他们把问题搞复杂了。当进入特定场域的实践者（知识者）从事有关符号生产活动，这种实践通常会被误识为超功利的纯粹的科学或真理生产的时候，便会获得符号权力或合法性。
[36]《劝学篇》系统研究的新近成果有石文玉：《儒学道统与晚清社会制度变革——张之洞〈劝学篇〉研究》，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。在袁世凯还是山东巡抚的时候，他们有东南互保上的联手，后来二人又联合上奏朝廷废除运行了千年的科举制度。符号资本即是合法性，它需要误识这一概念的介入。杨锐是张之洞的得意弟子，又是张之洞幕府中的得力干将，也是政治上最信任的人。
而此时的袁世凯作为后起的势力人物却走在了张之洞的前面，两人的政治分量和实际位置都说明了这一点。作为汉族官员，无论多么能干，政治的可靠性始终比满族身份要差一等。
在张之洞那里，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：他既要从道德上否定西方的价值，又要从力量层面学习西方。10年之后在再版序言中，译者强调的是《劝学篇》自身的价值和意义。
同前注[24]，茅海建书，第41页以下。像张之洞这类通过科举之路挤进官场的读书人，要取得升迁和顺利地履行自己的职务，除了遵守必要的书面规章法条之外，更需要广泛的人脉和发达的关系网络，只是照章办事，则会一事无成。
思想史的书写有一个显著特点，就是人物选择的类型化，即那些游走在现行体制内的边缘性人物或体制外的知识分子。孔子是一个好人，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圣人之一，但他对这样一种生活却无能为力。皇恩越重，就越依赖皇权的个人人格，曾国藩如此，张之洞也如此。可是，张之洞如他一贯表现的那样并不急于表态，而是利用手里的信息资源，了解和掌握其他督抚的意见，同时也利用京津的情报网络打探朝中大佬们的消息。
与人们理解的资本概念不同，布尔迪厄的资本不仅包括了经济资本，而且还发现了文化资本、社会资本、符号资本这些资本类型。然而，政治场域本身就是个竞争性空间，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，这是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核心主题。
[63]张之洞：《刘制台来电并致袁抚台等》，载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十册），第8541页。这是他的人生经验总结，也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本钱。
奏咨字句，无不吹求者。由此可作进一步推论，假若两位统治者对张之洞完全信任，那么，仅凭翁同龢的一己之力是阻挡不住张之洞的，况且翁同龢本人不久之后也被罢官还乡去了。
